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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洛阳桥、惠安女、古城文旅等展现泉州发展活力，推动“网红流量”变“长红留量”。         连日来，中宣部“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团走进泉州开展实地调研采访。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犯罪学研究所所长赵军长期关注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比起法律，他更倾向于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待此类案件：戒网瘾学校背后，更多的问题来源于家庭教育方式和代际冲突，在互联网技术时代，这种冲突被放大。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中央主要媒体及多家省市媒体，以全媒体形式密集刊播报道，生动展现泉州近年来在城市建设、文旅经济、民生服务等领域的蓬勃活力。“‘站父母’和‘站子女’都无法解决问题。法律只能守住底线，家庭教育和亲子关系的问题，不是‘把谁送进去坐牢’就能解决的。    宋元时期的“海上高速公路”，如今正焕发时代新姿。”赵军说。人民日报客户端、求是网等媒体将镜头对准洛阳桥。

赵军 图/受访者提供

不能把孩子的问题病理化《中国新闻周刊》：戒网瘾学校声称，能“矫治”网瘾、叛逆厌学、早恋、亲情淡薄等一系列问题，你如何看待青少年的这些问题？赵军：有些问题甚至不能称之为病理或品行方面的“问题”。比如早恋，它是人到了某个年龄后出现的正常情感需求，也是成人世界基于这些观念作出的判断：你还在上学，这就是早恋；你学业有成，事业定下来了，就不叫早恋。当年，德化白瓷、安溪铁观音、闽南绸缎从桥下扬帆南洋；如今，桥南古街红砖古厝、骑楼、番仔楼相映成趣，木偶戏台上提线木偶牵丝运笔“秀”书法，千年古韵与今日烟火悠然相遇。    工业遗产的活化利用令人瞩目。背后的机制其实很简单：基于现实利益考量的一种功利的限制。客户端、光明日报等报道聚焦惠安县崇武镇橘若古渡码头园区保留33亩闲置码头的原有风貌，融入艺术展馆、码头T台等业态，把“看海”变成集吃、住、游、玩、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滨海“微度假”，成为文旅消费新地标。父母的初心是为了孩子好，这没有问题，但问题就在于我们要思考，“早恋”这一观念是被主流成人社会建构的，你不能因为孩子在这个年龄有了恋爱行为，就把它视为一个心理问题、精神问题要来矫治它。    “黄斗笠、花头巾、短上衣、宽黑裤”——人民日报客户端《惠安女的“花样”年华》、中国青年报《海风吹不散的“花头巾”》等报道，将笔触伸向崇武大岞村：夕阳染红礁石，几位当地阿嬷弯腰演示补网，湖蓝衣角随海风扬起，宛如从老照片里走出的渔家群像。厌学也一样，一些孩子不喜欢上学，其实反感的是应试教育。昔日，惠安女扎紧头巾是为抵御风沙、撑起劳作，一万多名惠安女更以“万女锁蛟龙”的壮举成为惠女水库建设主力，铸就了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拼搏创业的“惠女精神”。如今，传统民俗与存量资产的双重“活化”，正在这片海岸线上催生独具辨识度的文旅消费新活力。所以更多时候，家长的观念需要转变，不能把问题病理化、准罪化。《中国新闻周刊》：如果家长眼中的某些问题并不是问题，那么孩子的哪些行为可能会真的成为犯罪的潜在信号，需要真的引起注意？赵军：这里涉及“度”的问题，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有很多试探行为，他会尝试挑战边界。    文旅热度居高不下，如何将“网红流量”转化为“长红留量”？25日，央视《朝闻天下》讲述了泉州的破题之道：泉州旅游协会主动终止全部原“泉州伴手礼”商标授权并重新申报认证，还将推出城市文创IP“泉州礼物”，让游客“所买皆精品”；针对爆火的蟳埔簪花围，当地出台全国首个非遗习俗团体标准《蟳埔女习俗“簪花围”服务规范》，实现明码标价、持证经营；古城核心区通过业态“准入”“准出”清单，鼓励老字号和非遗技艺入驻，夜晚更有30支民间文艺队伍街头快闪。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不能过于放大这些行为，把这些行为和人品联系起来，比如孩子偷偷抽个烟、偶尔喝了一次酒，就觉得天塌了，这可能导致“罪恶夸张化”，让他真以为自己是“坏人”，从而产生更为严重的偏差行为。但是，对于可能引发严重偏差甚至违法犯罪的行为，也不能放任不管。青少年的社会交往是一个值得家长关注的问题，比如孩子是否加入了一些不良少年帮伙。2026年上半年，泉州古城接待游客531.67万人次，同比上涨8.7%，一套覆盖文旅全链条的品质“护城河”正在成形。现在是网络时代，线上的交往也值得关注，比如孩子是否有网络犯罪行为等。《中国新闻周刊》：你曾做过未成年人犯罪因素的研究，其中家庭因素对孩子的犯罪行为有哪些影响？赵军：我们的研究重点是家庭因素中一些相对可控因素，如父母的教养方式。    《新华每日电讯》刊发《幼有善育 泉州探索托育服务新模式》，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网等相继推出相关报道，聚焦泉州作为全国首批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城市的探索：搭建“政校行企”协同平台，为行业提供科学托育服务标准和高质量从业人员培训，化解家长“不敢托”的顾虑；通过运营补助、场地支持等配套政策降低机构成本、引导降低收费，破解市民“托不起”的难题；“医育结合”从个别试点走向全面制度化，构建起覆盖全市的健康守护网。“泉享托”品牌正让更多家庭享受到方便可及、普惠优质、安全放心的托育服务。（泉州晚报社融媒体记者 宋尧）。“严父”式教育在我国备受推崇，被许多人视为促成成才的有效方法，“棍棒底下出孝子”就是这个理念的极端表述。但我们研究发现，过于严厉教育，比如当着外人的面训斥、体罚甚至殴打孩子，可能会削弱孩子与家庭的联结，加大不良交往的风险，大幅提升孩子犯罪的可能性，是一种典型的适得其反的教育方式。这种教养方式的负面作用机制在于：第一，会导致亲子间的紧张对立，弱化未成年人对家庭的依附，乃至对与家庭处于同一“阵营”的学校心生反感。

三 | 在这种情况下，未成年人可能会在不良交往中寻求尊重、情感和娱乐继而发生犯罪。第二，严罚式教育会损伤孩子的自尊心，自尊水平越低，抑郁、焦虑水平越高，为了缓解焦虑，未成年犯往往采取暴力行为或异常行为进行补偿，满足心理上的需要。第三，体罚、打骂为孩子提供了暴力、攻击行为的学习机会，也会增大他们实施相应行为的可能性。父母如果能放弃严苛的教养方式，对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小偏差采取更为宽和的态度，未成年人的犯罪风险能在整体层面有所降低。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主流儿童保护文件，通常将家庭暴力、儿童虐待作为重点，这一导向对于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完善，虐待、遗弃等犯罪执法司法力度的强化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这种具有单向度倾向的治理视角，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我国儿童家庭教养的特殊问题：与虐待、剥削相反，溺爱或完全放任如今也演化为一种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也是一种可能引发大量犯罪的儿童教养问题。

社会性问题《中国新闻周刊》：我国有正规的青少年矫治机构，即专门学校。也有舆论认为：是否可以建立一批受监督的、以专门学校为样本的特训学校，来调整青少年行为？赵军：专门学校的前身是工读学校，主要针对的是有严重不良行为的青少年，避免他们走上更严重的犯罪道路。为了避免污名化，2012年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正时“工读学校”改为“专门学校”。根据法律规定，严重不良行为包括结伙斗殴，追逐、拦截他人，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等寻衅滋事行为；非法携带枪支、弹药或者弩、匕首等国家规定的管制器具；殴打、辱骂、恐吓，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盗窃、哄抢、抢夺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等9种情形。对于有这些严重不良行为的青少年，父母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意后，才能被送入专门学校。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刚才说的网瘾、早恋、厌学，和严重不良行为完全不是一回事，不在专门学校的接收和矫治范畴内。专门学校的教育，目前各个省都还在探索，即使有体能训练、网络使用限制等强制性手段，也与戒网瘾学校的那些体罚、殴打和非法拘禁手段有本质区别。那么我们能不能建立一类针对程度更低的不良行为的学校来帮助青少年调整行为？我觉得这样视野就过于狭窄了，且可能会陷入对专门学校的模仿，而解决这些问题靠的不是强制，而是引导。《中国新闻周刊》：如果戒网瘾学校无法帮助孩子和家庭解决这些真正的问题，专门学校也主要针对严重不良行为，面对网瘾等偏差行为，应该从哪里入手解决呢？赵军：这么多戒网瘾机构存在，说明其背后的社会需求非常大，站着很多困惑的孩子和父母。但是在我看来，包括过度沉迷网络在内的很多偏差行为，未必是导致孩子滑落的原因，而可能是另外一些问题的结果。比如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孩子的亲子关系疏离，在校园生活中找不到价值和快乐，孤独、有挫败感，他就会寻求网络世界的快乐，沉浸其中。这时候单纯地让他戒网瘾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需要根据他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寻求类型化应对方案。在有些情况下，可能还需要对孩子展开专业的心理干预，有针对性地进行系统化改善。

四 |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父母的生命经验跟孩子完全不一样。

五 | 有的孩子做游戏代练，父母认为这是不务正业，就把他送到戒网瘾学校，但这是一个有电竞大赛的时代，这是父母以前所无法想象的事。两代人生活的环境不一样，观念不一样，就必然会有冲突。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人、一代人的问题，而是一群人、两代人的问题，我们必须共同来面对。法律只能守住底线，只能把涉嫌非法拘禁的人抓起来，但其他系统性工程，不是仅靠法律就能解决的。但至少，我们把这些问题讲出来就是一种价值，能够为两代人提供一个相互理解的可能性，重建亲子关系和各自的心理健康。

六 | 记者：邱启媛编辑：徐天运营编辑：王琳